怀念雷达: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2-13 16:40:59

                

    雷达先生上周六去世,从朋友圈里获此噩耗后,我感到十分震惊,心里也十分难受。虽然,我与雷达算不上是师生关系或者是乡友挚友,但我从1995年底走上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岗位之后至今的22年,与雷达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长江社工作的全力支持,我一直感佩在心。于今,中国文坛的老水手,理论批评的“雷达”遽然离去,我与他相交的历历往事不由涌上心头。  


                                                     

                       雷达先生生前

        1996年的16日,我们在北京“文采阁”举行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当时,陈建功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作协创作研究部的主任,雷达是副主任,作协创研部的雍文华、吴秉杰、季红真、胡平、牛玉秋都来了。在这次会上,评论家们对《雍正皇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雍正皇帝》是“五十年乃至百年不遇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这种观点虽然是评论家丁临一提出的,但与会的专家对这部作品无疑都是持肯定态度。当时,雷达已经是国内较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们的出席,代表了中国作协对这部作品的肯定,无疑更有权威性。雷达在会上指出,“《雍正皇帝》通过大量细节的呈现,充分展现出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是这部小说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通过这次会议,经过媒体的广泛宣传,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开始受到市场的关注和文化界主流声音的肯定。

因为这次会议,我社与中国作协创研部有了密切的联系。后来,我们便计划出版一套反映中国文学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年度选本。双方一拍即合,陈建功主任委托雷达先生具体负责此项工作。1996年的726日,我与社总编室的刘学明同志一并到当时尚在沙滩办公的中国作协创研部与雷达签署了合作协议。并确定由雷达同志负责拟定“编选说明”,每年的稿件作协研究员选定后交他终审。这套中国文学作品年选,从1995年开始出版,至今已23个年头了,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套丛书。

雷达在“编选说明”中写道: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年度文学选本之一

 

   这年的1125日,我们与中国作协创研部在湖北武汉和宜昌联合举行了一次长篇小说研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作协的组织下,共有十几个作家来了。如阎连科、张抗抗、毕淑敏、二月河、赵玫、关仁山等。创研部由雷达带队,研究员季红真、牛玉秋、胡平等来了。出版社在武汉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宴会,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和出版局路局长等领导都出席了这个晚宴。第二天,移师宜昌举行。其间参观了葛洲坝、在建的三峡水库大坝、沿着长江,到了屈原的故乡,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一路上,我陪着雷达先生,沿途获益不少。他知道我曾经在《小说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这一次,因为我刚到出版社负责不久,经济状况不好,缺少经验,心里压力不小,结果满嘴的燎泡,雷达见面笑着说我,“这都是着急上火的结果。”

     中为王重农,右为雷达先生,左为二月河

 

但从此出版社与中国作协创研部,特别与雷达先生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出版社无论要编选什么图书,只要他适合,毫不推托。我们在京举办研讨会,评选会,只要他在京,一定会出席。我们出版了重点作品,请他撰文批评推介,他一定不会推辞。

 

除了由他总负责的《中国文学作品年度选本》外,他先后为我们主编了《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百年经典文学评论》,作协创研部为我们编选了《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不包括长篇小说)。

 

 


           雷达先生为长江社主编的图书 


据我初步统计,我们社出版的重点作品,如《雍正皇帝》《张居正》《狼图腾》《大江东去》,刘震云作品系列,阎连科作品系列,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他都亲自撰写了推介或研究性的文章。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我们有一个子系列,是指字数在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们称之为“小九头鸟”,这套书系的总序,我们请雷达先生撰写,后来,这篇文章用“异鸟惊飞”为题目,在各家媒体上发表了。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我们决定以“九头鸟”来命名这套袖珍长篇小说时,我们的心情是愉悦和自信的。这不仅因为丛书的出版地就在湖北,人们过去曾有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一说,以此冠之以明确的地域指向。更是因为“九头鸟”这个神话传说中的小精灵,曾经有过深厚的文化沉积,曾经不乏意蕴复杂的揶揄与嘲讽。而且,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个小精灵又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褒扬。……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放飞的九头鸟不是别的,而是一批长篇小说,而且着重于袖珍长篇小说。我们特别强调“袖珍”两个字。事实上,在读者中我们早就有一种对小长篇的渴求,人们总是在私下里说,十二三万字的长篇最好读了,“大部头的长篇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读”。……关于篇幅长短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目前是有争议的。……然而,我总觉得,篇幅与受众的心理,与流行的速度,与阅读的快感,与阅读者的时间承受力,毕竟还是不无关系的。……

                袖珍长篇小说系列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推出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阎连科的《坚硬如水》,这部小说放到今天,因其表现的内容与作者的思想倾向,都算是出格的。但正因其创新意义,雷达先生在评介中说:

 

阎连科正在不断地生产奇书:《年月日》被有人称为中国式的《老人与海》;《日光流年》倒着写,从主人公之死直写到他回归母亲的子宫,全书酷烈而冷硬,读之者莫不暗暗称奇;《坚硬如水》则同样是是对人们审美惯性和思维惰性的一次颠覆。它们都不靠造热占一时的风光。一切都是默默进行。不经意间,一部人足以刮目相看的作品出来了,作家本人艺术上的一场变革发生了。

 

在收入九头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城的灯》中,雷达先生撰写了长文予以评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城的灯>中的圣洁与龌龊》。

 

《城的灯》所表达的意蕴不算新鲜,但却是重大,深邃,带有贯穿性的,是传统与现代化冲突中的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逃离乡土,进入城市,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不倦的命运主题。然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离别乡土进入城市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或者侧重于政治的需求,或者侧重于经济和市场的理由,所包孕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大为不同。这也就决定了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先后出版了35种,其中有些作品先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但出版社自己也设了“九头鸟长篇小说奖”,终评请国内知名的评论家和作家担任评委。第一届评选由李国文担任主任委员,第二届评选由陈建功担任主任委员,这两次评选,雷达先生都出席了。评委讨论后举行无记名投票,第一届是张一弓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得一等奖,第二次是姜戎的《狼图腾》获得一等奖。

             第一届评奖现场。李国文左边系雷达先生

  

  雷达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泰斗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作为一位作者,如果作品能够得到雷达先生的肯定,那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基本算是奠定了。雷达先生的评价不能说完全是对的,但绝对是权威的。在中国文学的批评界,雷达就像一部文学的“雷达”,能够敏锐地感知文学发展变化的趋势,能够言人之所未言,评人之所未评,对于他的独到见解,人们会尊重和高度重视。在雷达作品研讨会上,贾平凹在发言中这样评价他:

 

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吧。

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包括马列主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黑格尔康德的、别车杜前苏联的、西方现代主义派的思想等等。即文以载道,担当、责任、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可以说,他的文章一直起着指导意义,代表了正,代表了主流。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雷达的论文集《雷达观潮》所写的序言中,用“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 ”来评价雷达:

 

雷达始终是在现场的批评家,作为同行,我时常惊叹他的阅读之广、他的思考之深。他是正心诚意的,是从不苟且从不凑合的。我想他不是不知疲倦,我都常常替他感到累,但是,我想我是懂他的,我能够理解像他这样一位批评家永不衰竭的激情。他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他肩负使命,他那一代批评家的心里都曾有过来自“别车杜”的召唤,而雷达,他把这种启示和召唤变成了个人持守不渝的使命。

 

正因雷达先生独到的艺术鉴赏力,入情入理的批评,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狼图腾》《你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大江东去》等书在他的批评和推介下,得到了社会的正面承认,获得了国家级的重要奖项。

                       雷达在座谈会上发言


  《狼图腾》2004年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批评的声音不少。但批评者很多并没有读完作品,或者凭着自己的偏见对作品进行否定。雷达先生在高潮平息后的2005年,再一次认真地阅读了这部长篇小说,从全方位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

 

我认为,姜戎的《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整部作品悲怆恢弘,撞击人心。……

 

当然,雷达对作者认为必须用狼性来改造农耕民族的羊性之说并不赞同。他说:“《狼图腾》的主体部分是优秀的。但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却比较糟糕。”

对于刘震云的作品,雷达先生一直在关注。他说“ 刘震云是一个年龄不算大,创作跨度却大,创作数量不少,创作变化多端的、具有很强文体意识、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作家,因而颇难捉摸。”

他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给予了高屋建瓴式的分析:

 

 《一句顶一万句》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关注点上。从哲学上讲,比黄花要深刻了许多。它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写起,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它的不同凡响在于,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他的叙述也有魔力,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语句简洁,洗炼,是连环套式的,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他写的似乎是农民,其实是全民族的;探究全民族的精神困境,找到集体无意识,千年孤独。

    刘震云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研讨会上,右二为雷达

 

 《一句顶一万句》后来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这个奖项上,长江文艺出版社是继《张居正》后第二次获得此殊荣。从第四届到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雷达先生都是终评委,我们能有两次获奖,与他熟悉我们的作品,与他那重要的一票是分不开的。

 

很有意思的是,阿耐的网络长篇小说《大江东去》出版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有一位与会的嘉宾,对于出版社出版这书当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雷达先生并不这样看,他曾撰写了一篇推介文章,对这部作品给以了客观的评价。

 

本书特别擅长对经济活动的描写,而且语言精准、紧凑干净。看了很多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总结的作品,都缺这个东西,因为作者本身对经济不熟悉,但《大江东去》不同,作者很懂经济生活。这本书里提供了很多经济生活的细节。

 

雷达的文章后来在北京的重要媒体发表,对于这部书得到正面的评价,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此后该书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最后一次见到雷达先生,是201517日,长江文艺出版社举行“《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暨《新世纪作家文丛》启动仪式”上。雷达先生与中国作协创研部的同志都出席了在现代文学馆召开的这次会议。当时,雷达与我坐在一起,见了面,与往常一样,亲切地询问我的近况。会上,时任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代表作协发了言,会后,我与编选中篇小说的牛玉秋合影留念,并且与创研部的同志包括雷达一起共进午餐,但万万没有想到雷达先生这样快就会离开了我们。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开朗的,幽默的忠厚长者,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别车杜”。他是雷达,但他是雷达中的“天眼”。中国文学需要“天眼”,他不应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时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在发言

 

            紧邻着我的是雷达先生(左五)


  雷达先生出生在甘肃天水,那儿属于黄河流域,作为一个出版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一个在长江之滨的出版社,我仅以长江的名义,向黄河的儿女雷达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河汉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雷达先生在天之灵安息!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有他的煌煌8部著作为证,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位文学界的“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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